永兴侍郎摩崖石刻书法

湖南郴州永兴县侍郎坦摩崖石刻群，是最近发现的以唐代文学家韩愈手书“昌黎经此”为主的题记刻石、六朝佛像残画刻石群以及清道光七年永兴县为了维护韩愈原迹粉本改为阴刻的题记和道光八年永兴县程恩泽翻摹阳刻为二行四字的题记，刻石共十余处。此次重大发现无疑在考古界和书法艺术界引起巨大的震动。从书法角度来看，八、九块唐代中晚期石刻题记的书写风格，字形、体态、气势和神韵上讲，都具有庄重大方、古韵十足的气息。虽然书写风格各异，时间跨度有一百多年，每一个字都是重若千斤，没有一笔一画有娇媚粗俗刻意做作的地方。另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人物、官职清楚准确，时间、地点、随行、陪同都交代得非常清楚，为我们考证此石刻群提供了大量的史料和书体变化的原始证据。

一、刻石题记书体随时代变迁而变化
   
    从“中大通七年”５３６年　款的残刻石字体看，具有典型的北魏方正体字型，线条刚劲大方略带行书味，行笔比较轻松自如。这种书写方法在北魏遗存的碑帖中比较常见，类似南北朝《程哲碑》等风格。
唐贞元十九年８０３年　李吉甫题记和唐元和二年８０７年　郴州刺史梁褒先题记的字体作比较，前者竖写十行六十三字，后者竖写七行四十五字。二刻石虽相隔四年但字体与刻工则似同出一书家及刻工之手，字体方中带圆，碑体中带隶书笔，笔划瘦劲刚健。另外，这两块刻石在运笔上都比较大胆甚至有点夸张，有如北魏郑昭道《云峰山刻石》。字体中北魏碑体和汉隶笔划风韵犹存，这可能与郴州交通比较不便，受中原文化影响较晚有关。这两块刻石的刻工比较特殊，刻的字体也比其他刻石稍大，刻字的风格清晰峻劲、稳健深沉，虽经千多年风雨侵蚀，字体依然神韵饱满，风采依旧。
相对比较晚几年后来当了唐朝宰相杨於陵及儿子杨景复、杨师复等人的两块刻石上的字体变化却起了变化。这两块刻石并列于“昌黎经此”四字大字的正上方，分别位于“黎”字和“经”字上部，位置比较明显。杨於陵于元和十一年８１６年　贬为桂阳郡守桂阳现属于郴州的一个县城　，此刻石比较方正，竖写五行，书写凝重潇洒，起落笔比较重，具有南北朝时期书体特征。杨於陵的几个儿子在元和十二年十二月８１７年　题记刻石则在书体上有明显的变化，竖写七行字体大小一致，字体虽稍带隶味，但已经出现了完整的楷书，如“杨”、“参”、“长沙县”等，楷味十足，说明随着时间的延续，中原文化也逐渐影响到边远的郴州地区了。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杨於陵虽贬到桂阳郡，但他的儿子却在中原及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生活，来到边远的桂阳看望父亲，同时留下墨迹，把中原的书法风格也带了过来。这块刻石是最具有唐代楷书风格又略带有隶书味的写法。

在唐元和十三年８１８年　题记刻石竖行四排二十字，和唐长庆元年（８２１年　题记刻石竖写九行七十三字上，虽然可以看到楷体及行楷的变化，但是它们却都是以魏碑体带隶书的格式为主。此时，楷书显然已经在中原占据主导地位，而在边远的郴州还是比较守旧，甚至在唐光化四年９０１年　题记刻石上，字体却回到东汉南北朝时期的草隶风格上了。从这点也可以说明，唐代中晚期，楷书虽然开始风行，在摩崖石刻上依然保存了魏碑体和隶书为主的方法。
 以上七块唐代刻石除贞元十九年和元和二年两块字体稍大方正字数较多以外，其他五块刻石的字体大小都相差不多，约在二寸左右，只有长庆元年题记字体稍小字数较多一点。七块唐碑全部都在“昌黎经此”四个大字的左右和上部，如众星捧月一般。在右边数米远的地方则有道光七年１８２７年　永兴知县的刻石上说明原为韩字“粉书”，即白色字体原迹

二、韩愈“昌黎经此”的艺术特点
   
    “昌黎经此”四个字每字约四平方尺，横写从右至左外加方框，此字粗壮厚实；大气雄浑，体势遒劲，书法精熟（见图一）。从书写工具上看，此类榜书在唐以前较少见，也不是用毛笔所写，因唐以前毛笔多用兔毫和狼毫，难成大笔。此字是用粗布或丝绸裹竹木为笔，或者用竹笋壳裹成笔状，沾上石灰水书写而成。而此地盛产毛竹，使用这种工具可能性较大，所以写成的字体比较平整硬挺，具有力度，横竖之间少粗细变化但整体流畅，有大家风范。
   
    永兴侍郎坦“昌黎经此”四字应该写于唐贞元十九年８０３年　之后，韩愈被贬为阳山令与贞元二十一年８０５年　德宗死顺宗继位，大赦天下，韩愈待命郴州期间。这四个大字从书体及笔势上看已经有楷书的内涵，入笔回峰笔划有粗细变化的特征，并且具有较熟练的行书运笔，从气韵和气势上要比阳山韩愈书“鸢飞鱼  ”更完整和雄壮些。从笔划上看，阳山四字显然是用毛笔所写后放大而成的，字体变化较大，粗细比例过于失调。但从起入笔的方式，横竖笔画的回峰和横折处的顿笔与“昌黎经此”还是具有共同之处的。比如“昌”字与“鱼”字，“此”字与“鸢”、“  ”的点划的横、横折及点的回峰与笔路是一致的。
   
    “昌黎经此”四个大字不论在气势上和格调上同韩愈的文章一样，除了精练完美之外，还有一股豪气与霸气在其中，令人震撼。与其他七块唐代刻石题记一样，书法艺术特征非常具有个性和功力，没有一点唐代以后宋元人的痕迹。
，为了方便后人拓摹而深刻的原因，以及道光八年１８２８年　永兴县程恩泽草书题记刻石，说明将“昌黎经此”阴刻四字加刻成阳刻四字二排的说明。这两块道光时期刻石虽晚于前面一千余年，其古意书法功力和雕刻水平却逊色了许多。三、署名书家雕刻家的艺术性及特点
   
    这里有几个署名的书家和雕刻家。贞元十九年李吉甫题记由“罗造”书，元和二年题记由“续勒”“修镌”，元和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曹约”书、“安政兴镌”，长庆元年题记“黄万”书，“安政兴镌”。这几块刻石不但书体完美，刻工也十分精细。虽然是刻在紫色页岩上，砂石含量较重，不便于雕刻，而这几块刻石却刻得十分精美，刻入石内的深度也比较深，所以历经千年，神韵依然保存其中。


另一块值得研究的摩岩刻画佛像，它被贞元十九年和中永通七年的刻石所打破，从关系学上讲要早于５３５年，可惜残破，道光七年为题记刻石又将右边摹刻了一幅座像古拙依旧。在元和二年题记中有“…………因行香经此石室…………”句，在元和十一年题记中有“於陵己纪题於北崖…………”句，说明在侍郎坦附近的北崖还有题记刻石和庙宇刻画石像之类的地方，值得考古工作者作进一步的发现。
   
    侍郎坦摩崖石刻书法的研究还没有开始，可以肯定地讲，书法理论界、书法史界的专家学者们可以从中发掘出更有价值的东西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