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字司是西夏负责书籍雕刻刊印的机构。《天盛律令》中记载刻字司属于五等司之末等司，地位与作房（坊）司、制药司、织绢院、番汉乐人院、作首饰院、铁工院、木工院、纸工院、砖瓦院等一些工匠管理部门相同。刻字司设两名头监，负责具体事宜。

有学者认为西夏雕版印刷书籍可分为官刻本、私刻本和寺院本三大类。官刻本指国家印刷机构刻印司刻印的书，都是西夏文非佛教著作。私刻本指私家书坊或个人出资刻印的书，其中已知的坊刻本多属童蒙识字教材，个人出资刻印的书则多为佛经。寺院本指寺院刻印的佛教著作，既有汉文的也有西夏文的。[4]那么负责刊印官刻本书籍的刻字司是何时候设立的，它是否只负责刊印非佛教书籍，史料无载。但刻字司一词除了在《天盛律令》中出现外，还见于夏崇宗正德六年（1132年）义长写的《音同》跋文中。跋文记载：“今番文字者，祖帝（在）世时令其搜集而兴盛。设刻字司，以番学士等为首，所刻印，颁行世间。”[5](P482)文中“祖帝”指谁，具体不知，说明在乾顺之前的某一朝已设有刻字司，如果从乾顺向上推到“祖帝”应指谅祚或更前的元昊，可惜这两个朝代保存下来的佛经极少，给我们具体判断这一问题带来一定困难。


黑水城藏品中最早西夏文刻本是《佛说阿弥陀经》（第108号，西夏特藏147号，馆册4773号），年代为大安十一年（1084年），即惠宗秉常时期。西夏文刻本《妙法莲华经》（第79号，西夏特藏218号，馆册4631、4562、2317、67、782、3901、7231）也出现秉常及其母御译字样。而俄藏汉文最早的刻本《夹颂心经》（TK-158）是天赐礼盛国庆五年（1073年）陆文政施刻，也为秉常时期。汉文刻本《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四十》（TK-88）是大延寿寺演妙大德沙门守琼施印，时间为大安九年（1083年）。推而得之，西夏刻本佛经在秉常时多次出现，说明至少这一时期政府已设立了掌管书籍印刷机构刻字司。刻字司大概一直存在到西夏晚期，俄藏西夏文《胜慧彼岸到要论教学现量解庄严论显颂》（第393号，西夏特藏第101号，馆册第5130号）的题记或许对我们了解刻字司最后存在年代有一定帮助。根据克恰诺夫俄译题记译成汉文为：“刻字司活字印刷头监，出家功德司承旨尹智有代皇帝审阅经文，刻字司活字印刷头监、作坊头监勾管罔忠敬代皇帝审阅经文，时间为光定六年六月，即鼠年（1216年6月17日到7月17）。”[2](P490)聂鸿音先生根据西夏文译为汉文是：“御前疏润印活字都大勾当出家功德司承旨尹智有，御前疏润印活字都大勾当工院正罔忠敬。”[6]克恰诺夫的俄译文中有刻字司一词，而在聂先生的译文中虽然没有刻字司，但有“印活字”和“工院”等，估计在遵顼时刻字司继续存在，仍负责刊印佛经的工作。


接下来谈谈刻字司的功能，在俄藏黑水城文献中，可确认属于刻字司刻本的有三种，即《类林》卷3尾题“乾辛丑十二年六月二十日（1181）刻字司印”；《圣立义海》卷1尾题“乾壬寅十三年五月十日（1182）刻字司重新刻印”；《西夏诗集》，《月月乐诗》卷尾题“乾乙巳十六年四月 日（1185）刻字司有”。而《西夏诗集》之《大诗》卷末有：刻字司头监前侍金堂管勾御史正番大学士味浪文茂；刻字司头监番三学院百法师傅座主骨勒善源，后还有笔授和尚刘法雨。[4]聂先生认为骨勒善源是位僧人，如此说来，刻字司所设两名头监可由僧俗官员分别担当，世俗头监兼有御史正和番大学士的头衔，僧人头监还有座主的职务，刻字司头监也属于差遣之职。如果刻字司只刻印世俗书籍，为什么在刻字司所设两名头监中却有一名由僧人担任，且担当笔授工作的也是一位僧人呢？可以认为，刻字司既负责刻印世俗书籍，也负责刊印佛教典籍，尤其是皇室发愿施舍佛经。只有这样解释才会出现僧俗官员共同担任刻字司的头监的道理。俄藏汉文《佛说圣大乘三归依经》（TK-121）的发愿文写到：朕适逢本命之年，特发利生之愿。恳命国师、法师、禅师，暨副判、提点、承旨、僧录、座主、众僧等，遂乃烧施结坛，摄瓶诵咒，作广大供养，放千种施食，读诵大藏等尊经，讲演上乘等妙法。亦致打截截，作忏悔，放生命，喂囚徒，饭僧设贫，诸多法事。仍敕有司，印造斯经，番汉五万一千余卷，彩画功德大小五万一千余帧。……时白高大夏国乾十五年岁次甲辰九月十五日（1184.10.20），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睦懿恭皇帝施。[7](P15)这里提到的“有司”大概当指刻字司，这再次说明刻字司有负责刊印佛经的记录。笔者认为，刻字司只是一个负责印刷的政府机构，而印刷地点可能设在皇家寺院或一些规模较大的寺院里，由寺院完成具体印刷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