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医科大学的校训是‌“明德笃学，求是致用”‌。‌‌
校训释义
“明德”一词语出《礼记•大学》。《大学》开篇提出：“大学之道，在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即“使彰明”，“明德”即弘扬光大崇高的道德情操和理想追求，阐明学习的目的第一条就是明晓道理、修养品德，做人要有坚定的信念、高尚的节操。懂得了做人的道理，就能以服务民生为乐事，也就能认真做事、追求真善美。
对学校而言，德为育人之本；对学子而言，德为成人之本。治校之明德，既要法治，更要德治。教师之明德，在于学高为师、德高为范；员工之明德，在于敬业爱岗、服务育人；学生之明德，在于懂得成才必先成人，成为一个大写的人、舒展的人、博雅的人、睿智的人、和谐发展的人、充满创造精神的人。因而，要以德治校、以德育人，孜孜不倦地探求真理。
“笃学”的含义是“博学笃行”，语出《礼记•中庸》。先贤们告诫学子们要“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是为学的几个递进阶段。“博学之”是指为学首先要广泛地猎取，“博”还意味着博大和宽容。唯有博大和宽容，才能兼容并蓄，使为学具有世界眼光和开放胸襟，真正做到“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博学”是为学的第一阶段，“笃行”是为学的最后阶段，就是既然学有所得，就要努力践行所学，使所学最终有所落实。“笃”有坚贞不渝、踏踏实实、一心一意、坚持不懈之意。只有目标明确、意志坚定的人，才能真正做到“笃行”。
著名思想家顾炎武发展传统《中庸》思想，强调“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即把做学问与立志结合起来，对“博学”做出新的阐发。孙中山则从革命的需要出发，把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和笃行作为有机统一体给予新释，把古代“笃行”发展为社会实践。这是学与行，即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对学校而言，“博学笃行”就是把学生培养成具有为人民、为国家、为社会服务的崇高理想的人。博取知识、潜心实践，既是养成完满人格的过程，也是情感体验的过程，对于劝勉学子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笃学”是“求是”的路径。因为在求学向善的过程中，仅仅博学审问还不够，必须深思熟虑，自出心裁，独具慧眼，来研辨是非得失。既能把是非得失了然于心，又能尽吾之力以行之。从“博学”到“笃行”，涵盖了大学教育必不可少的知、行、情、意、德等因素，体现了继承往圣的历史传统。
“求是”语出班固《汉书•河间献王传》，原文为“修古好学，实事求是”，是指科学地研究客观事物的规律，实实在在地办事，后被人们沿传引申。毛泽东曾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作过这样的论述：“‘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
“求是”是治校和治学精神的具体体现。所谓求是，不仅仅局限于埋头读书或是在实验室做实验。求是精神还表现为奋斗精神、牺牲精神、爱国精神、革命精神和开拓创新精神。我校以此作为校训，就是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赋予其新的内涵，即办事求学，要从实际出发，注重实效，诚实守信，并注重求索真相，揭示并把握规律，追求真理，进行思想和理论创新，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待科学技术知识，端正学风。
“求是”还有求索的含义，表达了学校不论经历多少艰难，仍要坚持不懈地探求真理。求索的精神，是大学的精神。用求是的精神培养勇于求索的人，是大学的责任。求是的精神也是科学的精神，包含了求实精神和创新精神。
“致用”的“致”意为达到、为了。学以致用，学习的意义在于应用，理论联系实际，指导和服务于实际生活。致用作为一种思潮和精神，发端于宋代，形成于明末清初，以王夫之、顾炎武为代表，后来的魏源、龚自珍、康有为、谭嗣同等也从中汲取精神力量，倡导变法。致用之学，即“实学”，就是“实习、实讲、实行、实用之学”，说实话、干实事、务实际、求实效。这就是学以致用，匡世济民。
致用的精神内涵是：务当世之务，提倡“道不虚谈，学贵实效，开物成务，康济时艰”；勇于任事，如林则徐所言“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福祸避趋之”；倡导致力于创新，主张独立思考，不蹈袭古人，贵在创新；注重调查研究，主张实事求是，深入实际。
校训“明德笃学，求是致用”的整体含义是：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德育放在首位，实事求是、教书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者和接班人。倡导学生不仅要学习文化知识，更重要的是养成良好的品德，以能力培养为重点，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精益求精、不断创新、实事求是、学以致用，力争在事业与品行方面达到最高境界。

遵义医科大学校训石

新蒲校区的校训石位于图书馆广场前，石头材质千层石，携刻有遵义医科大学的八字隶书校训：“明德笃学，求是致用”‌。‌‌


珠海校区的校训石位于校门口处，石头材质黄蜡石，携刻有遵义医科大学的八字楷书校训：“明德笃学，求是致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