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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的石刻艺术

发表时间:2013-03-18 来源:本站原创 作者:佚名 浏览次数: 文章字体: 打印
摘要:南宋的石刻艺术南宋雕塑艺术的发展一、造型写实,有时代特征。形态生动的儒将武士俑 南宋虽然偏安江南,然而战争与防御一直是这个时代的主题。故在东钱湖南宋石刻造像中,最明显地表现出造像工匠对于将军武备的重视。绝
南宋的石刻艺术
南宋雕塑艺术的发展
一、造型写实,有时代特征。
形态生动的儒将武士俑  南宋虽然偏安江南,然而战争与防御一直是这个时代的主题。故在东钱湖南宋石刻造像中,最明显地表现出造像工匠对于将军武备的重视。绝大多数武将的铠甲兵器,都精雕细刻,栩栩如生。这种写实的功夫,为历史石刻武将中的佼佼者。但是在开禧北伐失败后对收复失地的无望心态,以及缺少悍将的江南,武士文相、北人南相是当时的一大特点,因此石刻中的武将都是一副儒将之风,内文外武,心文形武,是石刻武将的一大特色。
文弱传神的士大夫文臣俑  北宋本是文弱王朝,唐代的建功边关、出将入相的传统在北宋荡然无存,士大夫是主宰社会的主流阶层。南宋的半壁江山,更是文臣执掌兵权,以守御为国策。故南宋一代,士大夫更为温文尔雅,循规蹈矩。东钱湖南宋石刻中的文臣,多心怀惴惴,谨慎低调,表情含蓄,慈祥和蔼,表现了文臣士大夫很高的内涵和修养,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人格意识和审美标准。采坑史守之墓道文臣,蓄山羊胡子,温文儒雅,谦逊和蔼,形神兼备,更传达了这一时代特征。
驯顺温良的墓道瑞兽  东钱湖南宋石刻中的瑞兽,无一不给人以驯服温顺的感觉。虎不威、马不烈、羊不犟。这显然是一种时代性的象征,霍去病墓道石兽的浑厚自信没有了,唐昭陵六骏的神秀灵动没有了,有的是南宋式的稳定安祥。也许这个社会太敏感于不安份的个性,太需要太平宁静的环境感,所有的猛兽烈牲,一律排斥于这个时代的审美之外。故其造型,装饰性大于自然形态,然在技术处理上,却静中有动势,粗中见细腻,刚中有柔意。
二、刀法细腻,雕刻如塑。 
1、刀凿无痕,力求精细。东钱湖南宋石刻在雕刻工艺上都不留刀凿痕迹,追求一种塑像的细腻效果,这是在“写真”指导思想下的产物。尤以福泉山无名氏墓道石刻中的文臣最有代表性。
2、多种技法,塑造细节。石像的细节部分用高浮雕、镂雕、透雕等技法的综合运用,表达了所塑造的对像的某些细节,给人以真实的厚重感。如燕子窝石马及鞍具的雕刻纹饰,都令人叫绝。
3、线刻忠于造型,装饰巧在突破。在人物衣褶带纹的线刻中,力求表现质感和厚度,没有一根不合理的线条,没有一根只用于勾勒轮廓的线条,所有的线刻都忠于造型的真实性。但是在真实之中,却有洗炼的概括,衣褶组织粗中有细,简中存繁,干脆简洁却有回味之处。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处理都一一与实物对位,在纹样的装饰中,石刻手法十分大胆,瑞兽的形体常常被局部抽象变形,雄虎的花纹以云状或者叶状纹,这种突破常在不经意之处,却具艺术的魅力。
三、中规中矩,力避张扬。 
1、衣冠甲胄,皆合记载。东钱湖南宋石刻的人物,不论是文臣的衣冠,或是武此的铠甲,大至形制,小至花饰纹样,都可与有关历史记载一一对应,严格采取写实的态度。比如文臣头戴的进贤冠、冠顶的梁数所表现的阶级官品,所着的右衽宽袖长袍,束带,袍下露裳(袍)蔽足,脚上所登的厚底浅帮的云头履,胸前垂曲领方心,双手执笏,都符合典籍,也可在宋画中找到对应。武将的缨盔披甲、臂上的护袖、小腿上的护腿、以及由革带索定的胸前横贯的勒帛丝绳,和腰间所围的护腰,包括甲胄的皮编铁镶,均无不符合当时的格式。
2、姿态心境,皆合礼仪。东钱湖南宋石刻造像的所有姿态,均采取为仪仗拱守之势,无一出格表现。这与其时的佛教造像和北宋皇陵石俑中所表现的人格个性(如山西长治佛寺、重庆大足石刻)形成显明对比。这一现像不能不联系南宋理学所倡导的“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给人以礼仪之乡、儒风氤氲的印像。
3、纹饰细节,皆合自然。人物衣着的纹理大致可分为垂、拉、挤、飘四种,东钱湖南宋石刻的人物造形中,文臣的衣纹全部是垂挂纹,武将为扎挤纹,绝无飘动、抻拉的表现。也即是所有的人物均采取一种静态的姿势,甚至处于没有自然风吹拂的环境。一切都合乎这种静态所造成的自然肌理,表达人物内心的平和单纯,心无旁鹜,气沉丹田的形态。然而匠人在细节处理中,常常于一个绳结、一个花纹中,融入灵动的心机,使静态之中潜藏动的内力。
4、建筑构件,皆合《法式》。在东钱湖南宋石刻作品中,有一部分是当年的墓庐、牌坊上的石质构件。从这些构件中可以看到一个很为显明的特点,那就是这些建筑的、或者表示建筑的构件,都符合北宋官制的《营造法式》。下庄省岙史师禾墓道的石牌坊,不论是结构、柱式,还是博风、悬鱼、斗拱、瓦当,都符合北宋的《营造法式》,也成为《法式》在南宋贯彻推行的物质证明。
四、风格分期明显,各呈时代特征。
 
1、以越国公史诏墓道石刻代表的南宋早期风格(约1120—1190)。  此期的石刻主要分布在冀国夫人叶太君墓道、越国公史诏墓道、宝华寺后山史氏祖茔墓道、七坑墓道石刻、龙首山石刻、排祭岭岭脚石刻和姑野岙石刻。这一时期正值南国立国初期,百制初创,社会节俭,石刻以简朴风格为主,造像自然少刻意雕琢,墓道形制不大,有较强的民间化色彩。
 
2、以丞相史浩墓道石刻为代表的南宋中期墓道(约1190—1220)。  此期石刻主要分布在丞相史浩墓道、修职郎史若湛墓道、齐国公史渐墓道、中散大夫史涓墓道,此期为南宋中兴时代,社会风气积极上进,士大夫各尽职守,谦和低调。石刻风格也节俭朴质,少铺张,造像神态清和淡泊,文臣表情宁静若思,武士有儒雅之气,石兽忠诚驯服,但规制已经表现出铺排的倾向。
 
3、以丞相史弥远墓道石刻代表的南宋晚期风格(约1220—1280)。  此期的石刻主要分布在丞相史弥远墓道、兵部尚书史弥坚墓道、通奉大夫史宾之墓道、郑国公史弥忠墓道、司封郎中史弥巩墓道、兵部尚书史宇之墓道、银青光禄大夫史岩之墓道,以及表现于福泉山墓道石刻、忠应庙石刻、洋山村石刻、官葬河头西岙石刻、前夹岙石刻、刑部尚书余天任墓前石刻、赠少师高闶墓前石刻、仇墓前石刻和丞相郑清之墓道石刻等。此期南宋经济繁荣奢华,社会心态偏安自得,表现在石刻风格中,比中期有明显的奢华意识,刀法装饰,雕琢工细讲究,用材除取当地梅园石、光溪石外,有外地的类太湖石采运。造像神态平庸自得,文臣武将仪仗性强,缺少表现心理的内涵,石兽讲求气势,多昂首而有不可一世之势。
五、民间化倾向越益明显。
 
1、就地取材,尚俭杜奢。  东钱湖南宋石刻的石材,基本上为梅园石或者光溪石。这两种石材都出产于鄞州区境内,梅园石略呈紫色,光溪石显红头。该两石均为沉积的水沉岩,质地细腻,适于细部雕刻,是当地民间主要的建筑石材。唐代建造它山堰,就用了光溪和梅园的当地石材,可见该二处石宕开采已久,且至今仍有出产。史氏有能力从外地购置更好的石材,而且后期史氏某些墓道实际上也有太湖石使用,但总体上都就地民间取材,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个家族尚节俭、杜奢华的家风。
 
2、随物赋形,崇尚节俭。  东钱湖南宋石刻的另一个特点,是在利用整块石材的时候,基本以原石材的形体为依据,提高材料的利用率。因此有些石质造像虽然纵横不成比例,但是整体观之,仍浑然一体,并无异样。这种随物赋形的传统,得益于民间工匠的经验,既体现了崇尚节俭的民间精神,又是对霍去病墓石刻和历代佛教石窟随材取形的历史传统的继承。
 
3、吸收民间工艺,匠气与灵动并存。  中国民间雕塑的人物造型多取法于佛像雕塑技法,由于佛像的规制与透视的原因,常常头大身小,上身长下身短,通体不成比例。与唐陵和北宋皇陵的专业御用工匠手下的人物造型相比,或者与东钱湖明代余有丁墓道造像相比,东钱湖南宋石刻就更显出民间工匠手艺的特点。看来虽然史氏贵为宰执国公,但是在当时修墓筑茔时,并没有动用皇家艺匠,大多数都是四明及浙东民间匠人的手艺。民间匠人在审美上的灵动与幼稚的匠气,都在这些石刻中、尤其在动物的造型中得到和谐的并存。
 
4、太师椅所表现的时尚追求。  绿野的史诏墓道中,有一把石椅,这是东钱湖南宋墓道石刻中唯一的规制之外的器具。这恰恰是一种当时的时尚和身份的象征。宋以前,汉地只坐凳而没有椅子,椅子是从西域的“胡床”发展过来的新的日用器具。在宋代,椅子开始时只给有皇帝的老师——太师身份的人享用,其后也只有贵胄勋爵才有资格享用,因此有“太师椅”之称。史诏死后赠“太师越国公”,是有资格享用太师椅者,所以特别地以石椅配祀墓道。这也是东钱湖南宋石刻不失时机地表现一下民间心态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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