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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元76年到1963年,经历了漫长的1887年,大吉碑的价值才完整显现。这一块碑,是浙江年代最久远的一块摩崖石刻,位于绍兴市富盛镇乌石村西南800米跳山东坡上,摩崖高1.17米、宽1.1米。之所以称“大吉碑”,是因为该摩崖分为上下两列,上列直书“大吉”两个字,
道光三年(1823)仲夏,山阴金石家杜煦、杜春生兄弟上山寻觅先世葬地,在一处岩石下小憩时,听当地乡民说岩石上有文字,他们扒开岩石上的藤蔓,剔除苔藓,仔细察看,才发现了上述刻石字样。届时,大吉碑作为金石学的意义,终于焕发出了耀眼的光彩。但其经济学和书法史的意义,仍然被深深地遮掩着,直到1963年被公布为“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从公元76年到1963年,经历了漫长的1887年,大吉碑的价值才完整显现。这一块碑,是浙江年代最久远的一块摩崖石刻,位于绍兴市富盛镇乌石村西南800米跳山东坡上,摩崖高1.17米、宽1.1米。之所以称“大吉碑”,是因为该摩崖分为上下两列,上列直书“大吉”两个字,如下所示:
大吉碑拓片↑
而该摩崖的下行分为五行,写着如下的字样,昆弟六人,共买山地,建初元年,造此冢地,直三万钱。 建初元年为公元76年,时值东汉时期,这一块摩崖为一份买地的证明,讲述建初元年有六名兄弟共同买下这里的山地并且营造墓地,买地的价值为三万钱。
字为汉隶阴刻,四周无刻框。额字字径高者21厘米,宽者24厘米,全额高宽56×25厘米;正文字径高者24厘米,宽者20厘米,全文高宽100×72厘米。东汉建初元年即公元76年。因此它是我国现存时代最早的地券刻石,也是我国现存体积最大的一块真实地券。
本摩崖石刻为汉隶字刻石,字迹清晰,保存完好,为现有的研究东汉时期经济和书法艺术的珍贵资料,现为浙江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大吉碑细节拓片↑
大吉碑细节拓片↑
建初买地摩崖石刻又名大吉碑,在绍兴市区东南20公里富盛镇跳山东坡上。是绍兴、也是浙江省现存的年代最早的摩崖石刻。刻石高3米,长2.3米,共刻22个字,隶书。布局为上下两列,上列一行为题额,直刻“大吉”二字;下列五行,每行四字,即:“昆弟六人,共买山地,建初元年, (造)此冢地,直(值)三万钱。”解放后定名为“建初买地摩崖刻石”。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建初买地摩崖的发现是在清代中期,曾轰动过整个金石界,山阴杜春生在《越中金石记》中将这一过程叙述得十分清楚。
癸未(道光三年,即1823年)仲夏,余偕兄尺庄觅先世葬地,偶息兹山。其石高不及二寻,迤逦围
十余丈,色黝然而黑,土人云有字在石趾。剔除苔藓,谛视,乃东汉题记。……询知其地属村民,以万
钱购得之。
就在那年冬末,杜春生带上拓本,拜见了他中举时的考官、时任湖广巡抚兼湖广总督的吴荣光。吴荣光,广东南海人,字伯荣,号荷屋。其书法造诣极高,为当时鉴帖名家。吴公一见拓本,惊叹不已,欣然题跋:“真汉人文字,遂为越中第一最古之石,历代著录所未收。……大江以南汉刻,其时代无有先于此者。”随即,吴荣光邀上赵魏、陆耀遹,专程赶往会稽跳山考察、鉴赏。他还激动地手书题记,并嘱摹刻在大吉碑右侧。题曰:
后一千七百四十八年,道光癸未,南海吴荣光偕仁和赵魏、武进陆耀遹、山阴杜煦、杜春生,获石同观。
此题名高90厘米,宽76厘米,楷书阴刻,字径10厘米。
自此之后,一批又一批好古及金石爱好者纷至沓来,整个书法金石界为之轰动。杜春生描写当时盛况:“今且争先快睹,求取几无虚日。”吴荣光也迅速将大吉碑新拓寄至正在粤中编纂《两浙金石志》的阮元(江苏仪征人,字伯元,号芸台,精研金石,尤长考据,为当时的金石大家)。当阮元及见建初买地摩崖拓本,更为震惊。因阮公自乾隆六十年(1795年)视学来浙,嘉庆四年(1799年)授浙江巡抚,嘉庆十年(1805年)奉讳去官服阕,三年时满又继任浙江巡抚,在浙江为政时间很长。为编纂《两浙金石志》,阮元几乎遍历浙江各地,穷搜境内各种石刻及其拓片,而终“以浙东无汉刻为慨”,遗憾之极。此时获此拓本,惊喜之情自然毕现,继叹自己百密一疏,居然遗珠;更惜《两浙金石志》初版已成,不能再行补入。只得嘱咐儿子小芸(阮福)为《两浙金石志》增编补遗篇。后来,小芸所编《两浙金石志补遗》一卷,与正编同行于世。
杜春生,字禾子,嘉庆十二年(1807年)与兄春晖同举于乡。平日喜好碑贴,多有收藏并研习,当新发现建初买地摩崖后,即不惜万金将其购得。他经过详细考订,认为摩崖中所说的“建初元年”只能是东汉章帝时纪年。时人萧山王南陔中丞在《越中金石记书后》中说:该摩崖的发现,“不独越郡增荣益观,即两浙及大江以南诸碑亦莫能或之先者”。
实际上,建初买地摩崖在明代时被人发现过,但只是“大、吉、钱”3字,没有发现被苔藓覆盖着的正文。明《万历绍兴府志》就有“大吉”摩崖的记载:“土人传为钱武肃王微时贩盐遇官兵,跳避此山,壁上书‘大吉’字。”明珠终会闪光,其大吉碑乎!
大吉碑照片↑
大吉碑内容
东汉建初买地摩崖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块真实地券,更是我国现存体积最大的一块地券。它简洁的文字中虽没有标明所买土地的位置和范围,但它所处位置和所在小山已说明了一切。因此,它是东汉初年买卖土地的一件难得的实物标本,成为研究我国(尤其是浙江地区)封建社会初期的土地制度、土地买卖和土地价格等一系列政治和经济问题的珍贵史料。
大吉碑的书法史价值
对于书法史来说,东汉建初买地摩崖的意义更是非同小可。在我国的书法艺术发展史上,东汉正处在从秦篆向汉隶过渡的关键时期,该摩崖无意中为后人留下了这一时期的活标本。如摩崖中的“初”字,其左半部的“衣 ”旁为篆字写法,右半部的“刀”已经是明显的隶书行笔,半篆半隶、篆隶合一的特征表现得十分浓烈。对照上个世纪出土的大量的秦汉简牍书法,与东汉建初买地摩崖正是处于同样的变化时期,风格特征十分一致。
我们见惯了以碑刻形式传世的成熟的汉隶风貌,它们大多是典雅的庙堂风格,界格整齐,堂堂皇皇。其实,当东汉建初买地摩崖问世的时候,那些我们熟知的汉碑典型如《石门颂》(148年)、《乙瑛碑》(153年)、《礼器碑》(156年)、《孔宙碑》(164年)等都还未曾诞生呢!这些著名的汉碑大都在汉文化中心区域,但居然,汉碑的先声诞生于偏僻的东南会稽!公元76年,起码早半个世纪啊!
大吉碑照片↑
此摩崖的作者不知为谁,可能是 “昆弟六人”中的某一人,或是应他们之请而书写的同乡人,显然是民间书法家无疑。其章法的随意自如和风格的朴拙表现出作者真率自在的创作心态,天趣盎然;也与摩崖这一独特的书法形式十分吻合。可以想象,作者具有精熟书写篆书的功力,书写时也尽量保持着对篆书习惯性的敬畏,但追求便捷的社会风气和审美角度的改变自然流露在他的笔端。于是,这一刻石就呈现出一种从未有过的崭新面貌:它的行笔是篆书的圆劲,而它的姿态已经开始飘逸了,自由了;沉静严谨的心灵正在学习飞翔,向往自在。所以它笨拙,但很可爱;它的翅膀很稚嫩,羽毛未丰,而它的未来,便是我们现在为之骄傲的那些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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