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刻文字为初期书籍形式之一。在石头上刻字是世界上许多民族都使用的记载方法。《墨子·鲁问》中说“书之于竹帛,镂之于金石”,证明石头在春秋战国时代，和青铜器一样，都曾经做过文字载体。早期石刻文学流传下来的很少，山西侯马晋国遗址出土写刻于石片、玉片的“侯马盟书”，陕西出土的刻有 600多字四言长诗的10个石鼓，是春秋战国时期石刻文字的遗存。
早期的石刻文字，最多是某种事件的简单记录，尚不具备正规书籍的涵义与概念，故历来的书史研究者都把它们称为中国初期形式的书籍。但自东汉雕刻“熹平石经”以来，魏有“正始石经”,唐有“开成石经”,五代有“蜀石经”,直到清代,还刻有“十三经”石碑。这些刻在石头上的儒家经典，则是地地道道的石头书。其他如房山石经，是释家的石头书。故中国的石刻文字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石刻资料，一类则是石刻的书。

中国的石刻文字始于何时，有待考证。虽然夏商周三代都有刻石传世，但均为后世伪造。可信的只有商代《小臣系簋》断耳铭文、《妇好墓石磬刻文》。春秋战国时代的石刻文字主要有二：一为著名的石鼓文；二为河北平山发现的河光刻石，仅两行19字。
春秋战国书法艺术的最高成就莫过于石鼓文。石鼓文是刻在十个鼓形碣石上的文字，初唐时发现于天兴县（今陕西省宝鸡）三畦原，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它高约90厘米，直径约60厘米。其内容描写秦国君的狩猎活动，采用四言诗体，每石一篇，十篇合为一什，与《诗经》中的大小雅相似。它原有700字以上，由于年代久远，字多残损，存世的宋代拓本最多的尚存491字，今仅存连合文、重文312字，实存272字。其制作年代，唐宋时代人认为是周宣王时期，将其书写者归于传说中箱文的创造者太史籀，所以石鼓文又被称为籀文。南宋郑樵开始推断为战国秦的遗物。后历经许多学者考证，今已公认为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前的作品，但具体的年代尚有争论，马衡、郭沫若主张为春秋时期，唐兰主张为战国时期。

石鼓文的字体与商周的金文有直接的继承关系，但又不同于小篆，是秦始皇统一文字前秦国的宫书字体，在中国书法史上应该归于大篆一类。石鼓文的形态端庄，笔画均匀凝重，富于内在的力量。字的结构常将右边偏旁靠下，而将左边笔画上提。这种参差之美，正是作者有意在总体的稳重格局中，造成一种打破呆板、平衡的动势，赋予字形一种活力。这一点，很早就被唐代书法理论家张怀敏锐地注意到，他在其《书断》中这样评价石鼓文的审美特色：“乃开阖古文，畅其戚锐。但折直劲迅，有如镂铁；而端姿旁逸，又婉润焉。“
石鼓文被发现后，一直受到学术界和书法界的高度重视。唐代大文学家韩愈在《石鼓歌》中称颂其书体、笔画、结构之美：“鸾翔凤翥众仙下，珊瑚碧树交枝柯。“张怀从书法源流上推崇它为“小篆之祖“、“楷隶高曾，字书渊薮。“



以前的石刻著录书，一边拿按时间为顺序分类，看不出字之间的关系。
根据石刻的内容与体裁，大致可以分为六类：碑志，刻经，造像，诗文，题识，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