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碑与帖、碑学与帖学、刻凿与书写，再到书写文化到石刻文化，是一个思维层次从具体到抽象、从现象到文化观念的提升过程。在这场讨论中，物质(材料、工具、形态)是前提，而文化(美的表达与选择)则是它的目标。

    一个最简单的事实，是书写(墨迹)文化是以在行为上的一次挥写、一次成形作为基本特征的。书法家在执笔挥毫过程中的每一个行为动作，直接导致了墨迹在纸上展现、伸延的结果。在此中.书法家的作为，与作品的结果，是成因果、成正比的。而石刻(锤拓)文化是以在行为上的分阶段逐步完成，至少两次(三次)成形作为基本特征的。比如在一方石刻中，则包含有书丹、凿刻(锤拓)这两个行为程序—严格说来，凿刻与锤拓又可以分属两个小过程。这样，在书写之后的凿刻与锤拓这两个过程中存在着相当大的变数，书写的行为并不直接控制着作品的最终结果如美感类型与细节。比如，一流的书丹完全可以在凿刻的刀斧锤凿过程中因刻手的水平优劣，以及是否忠实原迹或自作主张而对原作产生极大的、甚至是致命的影响:过去书法大师沙孟海提出写手刻手关系论，认为刻手技术娴熟，北碑也可以刻成赵松雪或《兰亭序》;如反之，则恭楷也可以刻得笨拙粗陋如《爨宝子碑》，揭示的正是这个道理。而且，这还不是一个最终结果。依理类推，即使在刻凿之后，只要最终给人欣赏的是拓本，那么锤拓与剪裱(或原张整裱)技术的好坏，也同样可以极大地左右书风(刻风)的原貌和魅力。这样，相对于一次完成美的塑造的墨迹书而言，石刻文化所属的刻本拓片的书法美的塑造，是依靠两次或两次以上的不同技术过程来完成的。石刻如此。甲骨金文的刻(冶铸)的塑造方式也完全与此一致。

    一次完成的书写与两次完成的刻拓之间既有此区别，它在书法史、书法美的表达方面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首先，书写文字本来是一个很简单的实用的行为。它不必非要走向艺术审美。但是在早期的文字书写史中，恐怕正是以刻凿、锤拓为代表的工艺性、技术性、制作性很强的石刻文化系统在战国秦汉时代的崛起，“开启”了审美的“民智”，为把书写从实用拉向艺术莫定了至关重要的基础与前提。当然再追溯一下，则甲骨刻契与金文冶铸，应该是更早的“开启民智”之举。因为正是金文中的精心之作与秦石汉碑的“涣涣大国”，与实用的竹木简书写拉开了明显的距离，造成了一个径渭分明的双线型模式:有实用的文字书写—以竹木简为主，也有艺术的文字表现—以冶铸文化为代表的彝器铭文与以刻凿文化为代表的碑刻文字。只是到了唐宋以后.由于士大夫们登上历史舞台并成为主角.为了自已的方便与挥洒风度。才又把这原有的模式拉向一个相反的方向:竟以单纯书写为书法艺术—从篆隶到楷草。而视原有的艺术表现—金文与碑刻文字反倒是工匠制作。

    那么，第一个结论本来是十分明确的:石刻(冶铸)文化是艺术属性的，而书写文化则是出于实用的。这是上古时代书法文化史上一个人人看得见但人人却未意识到的事实。

    在中古如魏晋，特别是唐宋以后，这个结论被彻底翻了过来。石刻文化是工匠方式的—因为它不符合文字挥洒一气呵成的文人原则。它的技术手段、制作过程太复杂，高雅的文人不耐烦也不愿意屈尊去做。既不能做，当然就在感情上排斥它。而书写文化却是最“人文”的艺术家方式的—因为它可以由文人们控制全过程，可以承载文人们的一切嗜好与趣味。当然，能有如此的承载能力，是因为书写行为本身也获得了某种艺术化的提升，比如站在实用书写立场上看怀素、张旭那狂风骤雨式的狂草书写，或欧阳修、苏轼那温雅自娱的行札书写，自然是未能理解了—同是书写，两者是相去千里，不可同日而语的。

    如果我们把石刻文化看作是书法中的复合之美、综合之美的表现的话，那么书写文化应该是落脚在单一之类、纯粹之类的表现上的。以一个简单的公式来套用的话，那么在书法史上，早期是以综合之美的石刻文化作为典范、作为艺术的标志;而后期则转而以纯粹之美的书写文化作为艺术美的表现。那么，那种把早期石刻文化所代表的刻凿、锤拓、制作之美看作是工匠手段而不屑的书法家，显然是极大地误解了真正的书法史。此外，没有一部书法史是只凭书写即能完成它的全过程的。只有同时拥有综合的石刻书法形态和单纯的墨迹书法形态，才算得上是一部完整的书法史。并且，石刻书法已经在对墨迹书法进行有效的提升，比如，没有石刻文化对隶书、对小篆的规范化处理，汉代隶书或后世篆书，还只停留fi:竹水简阶段，足永远不可能形成今天我们共同认可的隶书形态，或清人的篆书形态的，因此.我们正叮以换一个角度看问题:没有石刻书法文化的有效提示、于预和影响.墨迹书法文化不可能走向今天这样的多姿多彩而又秩序井然:，石刻书法作为旱期艺术表现的方式，在完沂自身的同时，还孕育、培育了后世墨迹书法作为艺术种类的从表现手法到形式语言的一系列重要内容与基本规则:倘若没有这个过程，书写系统恐怕至今还在实用的文字范围内打圈圈.完全达不到今无朽法艺术所已经达到的高度与水准。

    当然，这还是就艺术审美而论;如果落脚到文化上，则石刻文化对于性个社会文化所起到的推动作用（有如印刷术的推动文明进程作用、一样）。应该说丝毫也不亚于墨迹文化曾有过的作川‘相对而言，石刻书法文化是生存于整个杜会格局之中的，是具有大文化的气度的;而墨迹书法文化以书写为中心，更多地是落实在以书法家个人扦情写意的行为要求中。前者体现出明确的社会化倾向，而后者则体现出个人化色彩。由是，在反省近千年来”法越来越走向自我封闭、走向自娱雅玩层次，而缺少与整个社会文明进程同步前进的能力之际，重新呼唤石刻文化那种将自身融人整个社会与时代，并与历史进程同呼吸共命运的人文精神，使书法从一己的自娱稚玩状态中摆脱出来.同时，追慕书法美传递中那种多手段、币塑造、适当制作的古典风范，正应该是我们从探讨占典立场上的“碑”与“帖”到探讨学术立场上的“石刻文化”与“墨迹文化”之选择的现实意义所在—目前中国书法界，泛滥的正是这种种廉价的自娱雅玩或抒情;而缺少的也恰恰正是这种对书法美的不择手段、刻意求工、呕心沥血、精心塑造的“精品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