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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夷山摩崖石刻目前已发现摩崖石刻400多处。大都是宋、明、清时代的遗墨,篆、隶、楷、行、草各种字体都有,蔚为壮观。其中最大者为刻在玉女峰旁勒马岩上的“镜台”二字,五丈见方,字体工整俊秀,数里之外都能望见。
武夷山摩崖石刻目前已发现摩崖石刻400多处。大都是宋、明、清时代的遗墨,篆、隶、楷、行、草各种字体都有,蔚为壮观。其中最大者为刻在玉女峰旁勒马岩上的“镜台”二字,五丈见方,字体工整俊秀,数里之外都能望见。年代最早为朱熹在六曲响声岩上遗下的“逝者如斯”手迹。字数最多者为五曲接笋峰半腰石壁上镌刻的明代《武夷山溪记》,多达1800字。
正文武夷山摩崖石刻
武夷山是世界著名的自然和文化双遗产基地。武夷山风景区有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历代遗留下来的大量的摩崖石刻随处可见,据说,竟有500余处之多。这是其他自然风景区所没有的。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石刻?因为这里以其优美的自然风景吸引了历代的文人学者从事文化活动与学术创作。因此,这些摩崖石刻不仅点缀了武夷山的美丽如画的风景,而且蕴涵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极其丰富多彩而又深邃博大的思想内容,它赋予武夷山以独特的精神风貌、人文价值。
武夷山摩崖石刻
1、朱熹题刻
楷书,宋淳熙二年(1175)镌于六曲溪南的响声岩。东向,竖书18行。幅面(高×宽,下同)57×410厘米,每字19×19厘米,距地高度(字幅上沿至岩前站立地面,下同)190厘米。
题刻全文:何叔京、朱仲晦、连嵩卿、蔡季通、徐文臣、吕伯恭、潘叔昌、范伯崇、张元善,淳熙乙未五月廿一日。
注:“徐文臣”旧志作“徐宋臣”。
作者简介:朱熹,南宋理学家、教育家。字元晦,又字仲晦,晚年自号晦翁、云谷老人、沧州病叟、遁翁。祖籍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生于福建尤溪县。曾历事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累官知南康军、知漳州、知潭州、焕章阁待制兼侍读,卒赠太师,封信国公。朱熹学识渊博,通儒、释、道大义,与张、吕祖谦并称“东南三贤”,在宋儒中影响最著。主要著作有《四书章句集注》等。朱熹一生与武夷山结下不解之缘,在武夷山生活、授徒、著述长达40余年。淳熙十年(1183,建武夷精舍(后世改称紫阳书院、武夷书院于五曲隐屏峰下。云集四方士子讲学授徒,招徕众多的知名学者,相继在九曲溪的两岸,构建书堂、学馆、山房。一时武夷山盛名远播,成为华夏的文化名山。他在讲学授徒、著书立说之余,还遍游武夷全山风景,写下大量诗歌,《九曲棹歌》至今脍炙人口,还在山中留下许多的摩崖石刻。偕游武夷山的领衔者为邵武理学家何镐(字叔京),曾任湖南善化县令。逝世后朱熹为之撰墓志铭;蔡元定(字季通),建阳人,朱熹的第一门徒,学者称西山先生,去世后谥“文节”,子蔡沈、孙蔡抗、曾孙蔡公亮都曾在武夷山留下摩崖石刻;吕祖谦(字伯恭),浙江理学家,朱熹学友,历官博士、国史院编修、著作郎,卒谥“成”。曾与朱熹讲学于武夷最久;范念德(字伯崇),建阳人,从朱熹游学;潘景愈(字叔昌),浙东学派理学家,陪同吕祖谦来访朱熹;连崧(字嵩卿),邵武学者,朱熹弟子;詹体仁(字元善,一度随舅姓张),崇安学者,朱熹弟子。
内容浅释:纪游题刻。朱熹于南宋淳熙二年(1175)率学友、弟子等人,偕同浙东派学者吕祖谦师徒前往与崇安县毗邻的江西铅山县鹅湖寺,同江西派学者陆九龄、陆九渊兄弟进行学术论辩,这就是哲学史上有名的客观唯心主义学派(以朱熹为代表)同主观唯心主义学派(以陆氏兄弟为代表)的一场大辩论,史称“鹅湖论辩”。行前,朱熹、吕祖谦偕同学友、门生等游览武夷山,并勒石纪游。
2、朱熹题刻 楷体,南宋淳熙五年(1178)镌于六曲溪南之响声岩。东向,竖书6行。幅面170×210厘米,大字38×30厘米,距地高度1200厘米。
题刻全文:淳熙戊戌八月乙末,刘彦集岳卿、纯叟,廖子晦,朱仲晦来。
注:民国《福建通志》、《崇安县新志》俱载有“晦翁”二字款识,实地看似无。
作者简介:朱熹,详见岩刻(1)。同游者刘岳卿名刘甫,崇安人,抗金将领刘衡之子,遵父嘱终身不仕,隐于武夷山水帘洞,朱熹与蔡元定等常到水帘洞共探理学奥义,逝世后,人们在水帘洞建三贤祠,祀刘子、刘甫、朱熹三贤。廖子晦名德明、顺昌人,朱熹弟子;刘纯叟名尧夫,抚州金溪人,朱熹弟子。
内容浅释:纪游题刻。记录了朱熹与理学挚友、门徒频繁交往,切磋磨砺的情况。
大自然赐予了武夷山独特和优越的自然环境,吸引了历代高人雅士、文臣武将在山中或游览、或隐居、或著述、或授徒,前赴后继,你来我往。自然山水陶冶了人们的性情,启迪了人们的智慧,人类的活动传播,发展了武夷山,为自然山水增辉添彩。先民的智慧,文士的驻足在九曲溪两岸留下众多的文化遗存:有高悬崖壁数千年不朽的架壑船棺18处;有朱熹、游酢、熊禾、蔡元定等鸿儒大雅的书院遗址35处;有堪称为中国古书法艺术宝库的历代摩崖石刻450多方,其中有古代官府和乡民保护武夷山水和动植物的禁令13方;有僧道的宫观寺庙及遗址60余处。这些遗存星罗棋布,如璀璨的宝石,镶嵌于武夷山的溪畔山涧、峰麓山巅、岩穴崖壁,将古人的智慧、先哲的思想、人民的劳动融于自然山水之间,为武夷山增添了浓郁的文化气息,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给人以浑然天成的和谐美感。这在中国的诸多景观中是极为罕见的。
武夷山作为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地,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丰富的文化意蕴,而这一切都能通过镌刻于碧水丹山之间的摩崖石刻得以生动、形象、直观的体现。
常言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研究武夷山摩崖石刻丰富的文化内涵,正确的解读方法非常重要。而正确的解读方法又是建立在对摩崖石刻基本特征的整体把握之上。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要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对武夷文化的基本内涵和基本特点有一个全面而系统的了解。其次还要深入山中,对摩崖石刻作一番切实的考察和切身的感悟。在整体上把握武夷山摩崖石刻基本特征的基础上,确立一套科学的解读方法。
“帝王文化”既非研究帝王驾驭群臣的权术,亦非研究帝王开疆拓土的韬略,更非研究帝王治国安邦的治术,而是研究历代帝王对武夷文化的推崇和利用,极大地推动了武夷文化的发展。如“朱子理学”被确定为官方意识形态后,对中国封建社会后半期学术思想和历史文化的深刻影响,儒学因此而赢得了更大的发展,武夷山也因此而成为“道南理窟”。再如武夷山道教神仙武夷君,自从被汉代帝王列入朝廷郊祀后,历代沿袭不绝。明代以后,每年中秋,地方官吏进山祭祀,亦延为传统。这些都极大地推动了武夷山道教的发展,武夷山也因此而被誉为“洞天仙府”。再如武夷山佛教的代表人物扣冰古佛,在历史上曾被闽王王延钧礼为王师。清初的铁华上人也曾贵为帝师,入京为康熙大帝说法。扣冰古佛、马祖道一禅师、道谦禅师等在宋释普济撰著的记载佛法传授谱系的《五灯会元》里都有其长篇传记,其他高僧大德也多蒙帝王敕封赐匾。这些都极大地推动了武夷山佛教的发展,武夷山也因此赢得了“佛国僧乡”和佛教“华胄八名山”之一的重要地位。
“历史文化”亦非按照时间顺序,对武夷山的历史文化进行系统研究,而是从摩崖石刻解读的历史背景出发,对石刻作者和涉及的重要历史人物的生平经历、人格个性、人生遭际、政治功绩、学术思想等进行史海钩沉式的研究,这无疑有助于对摩崖石刻内涵的理解。
武夷山遗产地处中国福建省西北部,地理坐标为:北纬27°32′36″~27°55′15″;东经117°24′12″~118°02′50″,总面积99975ha。根据区内资源的不同特征,将全区划分为西部生物多样性、中部九曲溪生态、东部自然与文化景观以及城村闽越王城遗址等4个保护区。核心面积63575公顷,核心次面积36400公顷,同时,划定了外围保护地带--缓冲区,面积27888公顷。
武夷山西部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键地区,分布着世界同纬度带现存最完整、最典型、面积最大的中亚热带原生性森林生态系统;东部山与水完美结合,人文与自然有机相融,以秀水、奇峰、幽谷、险壑等诸多美景、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众多的文物古迹而享有盛誉;中部是联系东西部并涵养九曲溪水源,保持良好生态环境的重要区域。
曲折萦回的九曲溪贯穿于丹崖群峰之间,如玉带串珍珠,将36峰、99岩连为一体。山临水而立,水绕山而行,峰岩高低、河床宽窄、曲率大小、水流急缓、视域大小、视角仰俯等都达到绝妙的程度,构成“一溪贯群山,两岩列仙岫“的独特美景,溪光山色中溶注了中国传统的诗情画意和美学意境。登山可览碧水清溪,涉水能看奇峰异石,乘一叶古朴的竹筏顺溪而下,可赏奇拔秀伟、千姿百态、争奇斗妍的形象美;可品泉歌鸟鸣、浪击轻舟、篙点褐石、绿树红花的色彩美;可看流水游鱼、浮云飞鸟、艄公游人的动态美;可睹云绕山嶂、雾锁峰腰、雨罩群峰的朦胧美,身临秀色美景,犹如漫步奇幻百出的山水画廊,聆听丰富有变奏的交响乐章,欣赏韵味独特的瑶池歌舞,品味韵律有致的美丽诗篇,如痴如醉,飘飘欲仙。这是武夷山自然景观的精华,堪称世界一绝。
大自然赐予了武夷山独特和优越的自然环境,吸引了历代高人雅士、文臣武将在山中或游览、或隐居、或著述、或授徒,前赴后继,你来我往。自然山水陶冶了人们的性情,启迪了人们的智慧,人类的活动传播,发展了武夷山,为自然山水增辉添彩。先民的智慧,文士的驻足在九曲溪两岸留下众多的文化遗存:有高悬崖壁数千年不朽的架壑船棺18处;有朱熹、游酢、熊禾、蔡元定等鸿儒大雅的书院遗址35处;有堪称为中国古书法艺术宝库的历代摩崖石刻450多方,其中有古代官府和乡民保护武夷山水和动植物的禁令13方;有僧道的宫观寺庙及遗址60余处。这些遗存星罗棋布,如璀璨的宝石,镶嵌于武夷山的溪畔山涧、峰麓山巅、岩穴崖壁,将古人的智慧、先哲的思想、人民的劳动融于自然山水之间,为武夷山增添了浓郁的文化气息,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给人以浑然天成的和谐美感。这在我国的诸多景观中是极为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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