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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太学石经》

发表时间:2017-03-19 来源: 作者:陈 进 卢英振 浏览次数: 文章字体: 打印
摘要:刊刻石经,确立经学定本,为汉以来历代王朝所注重。大规模刊刻太学石经始于东汉。东汉著名文学家、史学家蔡邕(132年-192年)认为“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因此在熹平四年(175年)奏请订正六经文字。蔡邕亲手书丹于碑,由工匠镌刻。

  南宋太学刊刻宋高宗御书石经,有学人认为是秦桧阿谀献谄的一个伎俩。从秦桧奏议刊刻石经的理由来看,主要有两点,一是可以让天下学子得以观瞻天子的书法之妙,并从中获得教益;还可以由此让天下学子得知皇帝对儒家经典推崇备至,勤学不倦,足为学子们学习效仿的榜样。言辞中充满对宋高宗的阿谀溢美之辞,这是不难理解的。但是,我们需要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来考量这一举措的内在意义。赵宋一朝,历来奉行右文抑武政策。绍兴十二年宋金达成“绍兴和议”,“於是修饰弥文,以粉饰治具,如乡饮、耕籍之类节节备举,……,而祥瑞之奏日闻矣。”值此战乱平息的大好时机,宋高宗致力于修饰文治,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更是确立新政权,重建传统儒家文化思想主流的一个基本要求。一如他在《临安府太学序赞》中所写:“朕自睦邻息兵,首开学校。教养多士,以遂忠良。”秦桧的奏议正中宋高宗赵构下怀。

南宋太学石经

  刊刻石经,确立经学定本,为汉以来历代王朝所注重。大规模刊刻太学石经始于东汉。东汉著名文学家、史学家蔡邕(132年-192年)认为“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因此在熹平四年(175年)奏请订正六经文字。蔡邕亲手书丹于碑,由工匠镌刻。石经于光和六年(183年)历9年刻成,立于太学讲堂的东侧,后称之为熹平石经。熹平石经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一大盛举,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儒家经典石刻本,为儒生学子提供了范本。其问世引起朝野惊动,人们争相前往以先睹为快。“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熹平石经产生的社会文化影响,对日后以儒家经典为内容的大规模刻石具有强烈的示范效应,成为以后历朝太学石经刊刻滥觞之作。

  刊刻石经主要有规范汉字字体、字形的功能,常被用以勘正经籍。“隋志魏正始中立一字石经,相承以为七经正字。按,一字当属三字之伪。”这是刊刻正始石经的原因。“覃长於经学,稽古守正,帝尤重之。覃从容奏曰:‘经籍伪谬,博士相沿,难为改正。请召宿儒奥学校定六籍。准后汉故事,勒石於太学,永代作则,以正其缺。’从之。”唐开平石经的刊刻原因也是源自经籍驳杂,需要辨伪存真。而后蜀石经刊刻的缘由,来自孟昶政权对唐朝政治文化的继承沿袭,更是出于校定典籍的需要。“张俞曰:‘唐之衰,侯王怙乱,崩裂区宇,盪削典法。惟孟氏踵有蜀汉以文为事,凡草创制度,多袭唐轨,绍汉学,遂勒石书九经。’”北宋於国子监刻立石经,其作用主要也是确定儒学经典的范本,以供儒生学子所用。“王应麟曰:‘仁宗命国子监取《易》、《诗》、《书》、《周礼》、《礼记》、《春秋》、《孝经》为篆隶二体,刻石两楹。’”南宋石经当时立石太学并将石刻墨书颁赐各州学,起到的也是标准教科书的作用。

石经中的《春秋》

  南宋石经为当朝皇帝亲书,故在当时影响较大,对于南宋时儒家学说的传播弘扬发挥了重要作用。宋高宗御书太学石经从《礼记》中选择《中庸》、《大学》、《学记》、《儒行》、《经解》五篇单独立石,并沿袭北宋石经,将《孟子》、《论语》立石太学的举措具有丰富的思想文化涵义和政治意义。它反映了官方对当时流行的儒学思想的尊重,体现了官方试图以政治权威导引当时的社会文化思想的目的。它甚至对南宋思想家朱熹(1130年-1200年)《四书章句集注》的形成,也产生一定影响。“(淳熙六年)冬十月,复建白鹿洞书院。明年三月讫功。又奏乞赐书院敕额及太上皇帝御书石经板本《九经注疏》,并徧求江西诸郡文字藏之。”朱熹以《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并列,形成今天人们所熟知的“四书”,并改变过去重视“五经”,转而尊崇“四书”的理论构架,在宋高宗所书的南宋石经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思想转型的趋势。

  南宋石经在儒家经典十三经成型的演变历史过程中,尤其是在儒家思想重要转折阶段,发挥了重要历史作用。宋儒通过对汉唐经学的批判和超越,对儒家经典进行重新诠释,建立一套以“天理”、“心性”论为核心的“道德性命之学”,称之为“新儒学”,这是孔孟儒学在宋代的新发展。南宋太学御书石经这一重大文化工程,对于宋明理学的后续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不仅如此,一定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在岳飞故宅兴建太学,刊刻南宋太学御书石经这一举措蕴涵着南宋由积极进取,收复故土的主战思想向和平相处,发展国力的求和思想转变。正是和平的发展环境,南宋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才得以高度发展,临安才得以成为12—13世纪最为繁华的世界大都会。今日杭州之所以能成为“人间天堂”,成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成为我国七大古都之一,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南宋定都临安和南宋经济文化的高度繁荣。这些巨大成就的取得,与南宋太学御书石经的内在思想主导,以及对南宋儒学学子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赵构精于书法,善真、行、草书,笔法洒脱婉丽,自然流畅,颇得晋人神韵。其书法影响和左右了南末书坛,后人多效法其书迹,南宋太学石经可谓其书法艺术的代表之作。“千秋留故迹,光彩耀残碑”。南宋石经虽非足本,字迹至今也多有残剥,但其书法甚工,具有极高的艺术审美价值。宋高宗赵构的书法“结体整秀,有晋人法”。宋孝宗(1127年-1194年)自己擅长书画,他说“太上(宋高宗赵构)字画盖出天纵,冠绝古今”;南宋文学家洪迈(1123年-1202年),推崇石经书法“端正严重,肃如神明”;明代大学士杨一清认为“高宗之书精丽有法,置之名家中,亦乌可弃哉”;与杨一清同时代的书法名家文征明(1470年-1559年)从好友唐伯虎处借来石经拓本后,爱不释手,“唐君伯虎宝藏此帖,余借留斋中累月”,并称赞书法“楷法端重,结构浑成”。

  清代,到杭州府学摹拓南宋石经的文人学子络绎不绝,其场景当时甚至有“一字万人摹”的夸张描写;有的还以南宋石经拓本作为高雅礼品向外地师友乡谊赠送。这固然由于南宋石经书法造诣自有相当高度,加之碑石由“良工镌刻”,刻工精妙的缘故,更是因为经文书写出自南宋一朝精于书画的天子之手,使人感到尤为名贵。在七朝太学石经中,南宋石经是惟一由皇帝御书的石经。

  就七朝石经所处的地理位置而言,南宋石经又是现存惟一位于南方的太学石经。且在七朝石经中,其保留石经碑石数量尚具备一定规模,集中程度之高,仅有唐开成石经和清石经可以与其伦比。熹平石经和正始石经损毁严重,几乎不存。蜀石经毁于宋元之际战火中,仅有少量北宋拓本流传下来。北宋石经也毁坏殆尽,仅存片石。

  由此可见,作为汉民族古代辉煌的一种文化现象,距今850年前的尚存实物南宋石经是融政治性、思想性、文化性和艺术性於一体的集大成之作。

碑刻现存85石,其中有《周易》2石,《尚书》7石、《毛诗》10石、《中庸》1石、《春秋》48石、《论语》7石、《孟子》10石。 收藏机构:杭州文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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