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代的石刻艺术
 
战国时代雕塑艺术的新工艺
    战国时代，由于各诸侯国政治的改革，促使学术思想有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盛况。更由于封建地主经济所形成的新的生产关系，解放了生产力，因而促进了物质生产的发展，加快了手工业技术的进步。各国官府手工业和民间手工业都有新的发展。首先是冶铁业的出现，使手工业工具得到了很大的改革，不仅青铜器的雕刻工艺技术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更发明了精雕细凿的错金银镶嵌、鎏金等技术，装饰花纹的题材也变得特别真实、细致。与之相类似的漆器工艺，也由于新兴地主阶级奢靡生活以及丧葬用具的需要而发展起来。尤以用富有现实生活的题材内容作为纹饰的错金银青铜器。如1935年在河南汲县出土的水陆攻战纹铜鉴，1965年四川成都出土的攻战乐舞采桑纹铜壶以及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采桑、射猎、宴乐、攻战纹铜壶等，都以崭新的形象，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革新思想，以及他们所执行的富国强兵和奖励耕战的进步政策。这种为维护封建阶级利益并为之服务的雕刻工艺，把我国古代青铜器制作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属于战国时代的正式雕塑，就所知者，有在解放前洛阳金村出土的铜俑、银俑，解放后山西长治和河南辉县出土的陶俑及湖南长沙、河南信阳等地出土的木俑，这说明了奴隶时代奴隶主用奴隶殉葬的残酷制度已成为过去，代之而起的是以俑代人的随葬风气。
 
篆书：《石鼓文》【战国】·刻石（明初拓本）

《石鼓文》从发现至今叫法很多，大致有《猎碣》、《岐阳石鼓》、《陈仓十碣》、《雍邑刻石》等。为我国现存最早的文字刻石之一。原物为形状类似鼓形的十块石头。石上无年月，因此《石鼓文》的刻石年代成为学术届争论不休的问题，大致说来有以下几种比较有代表性：秦襄公（公元前七七○年－公元前七六六年）说（郭沫若）；文公（公元前七六五年－公元前七一六年）说（震钧、罗振玉、马叙伦）；穆公（公元前六五九年－公元前六二一年）说（马衡）等。近人唐兰则认为应是秦献公十一年（公元前三七四年）的遗物。虽然说法不一，但目前都肯定《石鼓文》是春秋战国时期遗物。《石鼓文》唐初发现于天兴县（今陕西省凤翔县）三原。文刻于十个鼓形石上，高约为一百厘米，直径约六十厘米，每石刻一篇四言诗，记述和颂扬秦国国君狩猎之事，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十鼓原应有七百字左右，唐时已残，宋欧阳修所见时只四百六十五字。数经迁徙，文字磨损更甚，现仅存二百七十字左右，其中第九鼓已一字不存。唐拓本无传，现存最好拓本为北宋拓本。第二鼓“”之“”字未损者为明初拓本；第二鼓“氐鲜又之”五字未损者为清初拓本。翻刻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