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城石刻珍品《莱子侯刻石》

《莱子侯刻石》简介：《莱子侯刻石》现收藏于邹城市博物馆，国家一级文物，又称“莱子侯封田刻石”“天凤刻石”“莱子侯赡族戒石”。天然长方形青灰色泽的石灰岩，长79厘米、宽56厘米、厚52厘米，隶书7行，每行5字，共35字。记叙了莱子侯使偖子良等一百余人为“丈人”（长辈或宗族之长）修墓封冢并告诫后代子孙慎毋毁坏之事。书法苍简古拙，笔力劲健，筋丰力足，极具风骨，同时结体开张，章法丰密，情趣饱满，率真痛快。《莱子侯刻石》刻字内容：““始建国天凤三年二月十三日，莱子侯为支人为封，使偖子良等用百余人，后子孙毋坏败。”60字题文：“嘉庆丁丑秋，滕七四老人颜逢甲、同邹孙生容、王补、仲绪山得此于卧虎山前，盖封田赡族，勒石戒子孙者。近二千年未泐，亦无知者，可异也。逢甲记，生容书。“

‌莱子侯刻石：跨越两千年的历史谜团与研究新探

自清代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由滕县颜逢甲先生等人在邹县峄山西南、滕县西北的卧虎山前发现以来，莱子侯刻石已历经两百余年风雨（距今2025年已208年）。然而，对其铭文的释读、刻石性质及制作目的，学界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成为一桩延续百年的历史悬案。

近日详读滕州文史学者颜凤池先生《石卧千载待何人：颜逢甲与莱子侯刻石》一文，深感其对汉字篆隶演变及评议的论述颇为精彩，唯未深入解读铭文内涵，略有遗憾。受颜先生启发，本文尝试综合过往专家学者研究成果，对莱子侯刻石铭文展开更为详尽的分析。

‌1. 莱子侯刻石的曲折发现历程‌

卧虎山位于邹城市西南15公里郭里镇镇头村北，滕州市西北方向22公里处，与染山隔山相望。

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酷爱书法碑刻的邹县人王仲磊听闻卧虎山南麓有一块奇异刻石，被山下农夫用作磨刀石多年，其上刻有“天凤三年”、“莱子候”等字样。王仲磊实地查看后，将此事告知同好——滕县友人颜逢甲。

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已74岁高龄的颜逢甲从滕县奔赴西北，携附近邹县三位友人再访卧虎山，最终寻得此石。颜逢甲视其为珍宝，并进行了深入研究。

刻石为一方天然青灰色石灰岩。现代测量显示其长79厘米、宽56厘米、厚52厘米。正面经磨光处理（仍略存凹凸），其余五面基本保持天然状态，仅局部稍作修整。磨光的正面刻有隶书7行，每行5字，共35字：

“始建国天凤三年二月十三日，莱子侯为支人为封，使偖子良等用百余人，后子孙毋坏败。”

字间有界格，字外有边框及斜线装饰，字迹清晰，刻痕明显，保存完好。

颜先生审视后，认定其为新莽时期刻石，刻汉隶，性质为封田赡养族人之碑。他遂在刻石正面相邻的右侧面（稍经平整处）镌刻了一段共60字的题记，简述发现经过及其认知：

“嘉庆丁丑秋，滕七四老人颜逢甲、同邹孙生容、王补、仲绪山得此于卧虎山前，盖封田赡族，勒石戒子孙者。近二千年未泐，亦无知者，可异也。逢甲记，生容书。”

相传颜逢甲制作了大量该刻石拓片。后莱子侯刻石几经辗转，被孟子后裔孟广均购藏于孟庙。2002年邹城博物馆开馆后，移藏于该馆石刻展厅。

莱子侯刻石↑

《莱子侯刻石》题记细节照片↑

《莱子侯刻石》正面↑

《莱子侯刻石》侧面题记↑

《莱子侯刻石》侧面题记↑

‌2. 莱子侯刻石的历史文化价值‌

莱子侯刻石镌刻于王莽新朝天凤三年（公元16年）。关于其性质，学者观点不一：或视为封田记事碑，或认为是赡养族人碑，故又称《莱子侯封田刻石》、《莱子侯封冢记》、《天凤刻石》、《莱子侯赡族戒石》。此石为国家一级文物，郭沫若先生誉其为“从篆到隶过渡的里程碑”。

“天凤三年”纪年是隶书尚处朴质阶段的明证（公元16年），字形笔画犹存篆书遗意。对铭文中争议最大的“■”（常释为“莱”）字，释读各异（有释“嶪”去山、释“叶”、释“业”等），迄今尚无定论。不仅此字，其他字的某些部件也保留了篆书构形。“始”、“封”、“等”、“食”等字则明显可见同期汉简的影响，甚至含有战国齐文字元素。这些特征既与书体演变相关，也部分源于古人刻凿时相对随意的手法。

《莱子侯刻石》书风属民间范畴，是早期隶书的典型形态。其真伪曾存争议，冯云鹏《金石索》评其：“此石虽非后人伪刻，亦系当时野制，无深长意趣。”然而，“野制”未必缺乏意趣。此石书法古拙苍简，骨气洞达，用笔圆劲富篆意。诸城王金策赞曰：“不知原刻正以朴拙倍见古情；今人无事不胜古人，惟朴拙万不可及。”颜逢甲认为其与曲阜《五凤刻石》、《永平开通褒斜道》（鄐君）摩崖同属一脉，“盖八字未分，隶初体也”。方朔《枕经金石跋》称其：“以篆为隶，结构简劲，意味古雅，足与孔庙之《五凤二年刻石》继美。”瞿中溶《金石文编》评其：“此刻结体秀劲古茂，在《上谷府卿》、《祝其卿》二坟坛石刻之上，尚是西汉文字，可宝也。”（注：山东峄城王氏有翻刻本）

刻石书法古拙奇瑰，气势开张，丰筋力满，趣味横生，融篆籀笔意写隶。西汉传世书迹稀少，此石为窥探西汉书风的重要窗口。它与《鲁孝王刻石》(即五凤刻石)及《祝其卿》、《上谷府卿》二坟坛刻石同为西汉著名刻石，共同勾勒出汉隶从古隶向成熟汉隶（今隶）演变的轨迹。文物专家考证认为，莱子侯刻石实为由古隶向典型汉隶过渡的书体。

西汉隶书石刻存世极少，堪称石刻中的“熊猫”。清代以前发现的西汉刻石，仅有《五凤刻石》、《麃孝禹碑》、《莱子侯刻石》等寥寥数种。其中莱子侯刻石尤为出色，既体现了作者深厚的传统功底，也展现了其卓越的艺术创新力。清代地理学家杨守敬评其“苍劲简质”。清代金石学家方朔誉其为“以为篆隶，结构简劲，意味古雅，为西汉隶书之佳品”。郭沫若于上世纪六十年代致函邹城文物部门，强调此石“世所罕见，金石研究必从解读此石开篇”。

莱子侯刻石↑

‌3. 莱子侯刻石天价拓片题跋与解读‌

2016年春，一张《莱子侯刻石拓片》现身广东崇正拍卖有限公司“九藤书屋藏明清书画”专场拍卖会，最终以两千多万人民币高价成交。

此拓片附有历代名人题跋，但未包含颜逢甲在刻石右侧的题记。笔者推测原因有二：一是拓片制作时间早于颜氏题刻；二是拓制时间晚于题刻，因新莽铭文与清嘉庆题跋分处不同石面，拓制时有意识避开了后者，以营造“更早拓本”的假象。后者可能性尤令笔者存疑。

《莱子侯刻石》天价拓片↑

《莱子侯刻石》拓片高清图↑

‌天价《莱子侯刻石拓片》题跋内容摘要：‌

• ‌边跋一 (康生):‌ 简述刻石地点、发现者（颜逢甲，嘉庆丁丑年）、移藏地（孟庙），指出此为出土初拓本（故无颜氏题跋）。
• ‌边跋二 (康生):‌ 赞刻石结体挺劲古雅，虽刻于新莽天凤三年（16年），实具西汉文字风貌，极珍。质疑瞿中溶释“■”为“莱”不确。指出“■”字中画不连，结构如同“美”（羊+大）、“羔”（羊+火），故释“莱”误。曾疑其似甲骨文“羊”省文，因学力所限请教郭沫若。
• ‌边跋三 (郭沫若):‌ 详考刻石历史（发现、藏地）、前贤释读（瞿中溶释“莱子侯”、“支人象”、“储子食”；翟云昇存疑）。核心论点：
  • “■”非“莱”：汉隶“莱”及“来”部字写法与此不符，中画不连亦异于俗“来”字（赵之谦亦存疑）。当释为“样”（从木，羊省声），指一种柱子。“样子侯”应为邹县附近侯长。
  • “支”当为“丈”：存篆意（《说文》“丈”从又持十）。“丈人”指先祖（据《颜氏家训》）。
  • “为丈人为封”：上“为”读去声（作），下“为”读平声（是），意为为先人作坟冢。
  • “偖”即“储”之初文（古金文、秦刻石以“者”为“诸”，“储”从“诸”声）。
  • “储子”即世子（据《后汉书》）。
  • “良”为人名。驳瞿释“食”。
  • “百余人”之“余”：石刻有羡画，《隶篇》作“畲”，实为“余”字（例证《曹全碑》“除”偏旁），通“馀”。指动用百余人筑封，规模可观。
  • （落款为应康生之请所作，时间1963年10月18日）。
• ‌边跋四 (康生):‌ 转述郭跋全文，赞同郭释“样”、“丈”。说明郭跋原稿与解放后新拓本同裱。介绍此本原藏主沈树镛（南汇人，金石收藏家，与赵之谦合纂《补寰宇访碑录》），有其道光、同治题跋及赵之谦、胡震鉴赏印。（落款1963年10月20日于钓鱼台）。
• ‌边跋五 (郭沫若):‌ 补充证据：东汉《陈君阁道碑》（130年）“二百馀丈”之“丈”作“支”，结构与篆同，佐证本石“支人”即“丈人”。提及洪颐煊释“偖”为“储”、冯氏《金石索》释“食”为“良”见于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虽陆氏不取，但郭认为更接近正解。（落款为应康生补白，1963年10月23日）。
• ‌边跋六 (康生):‌ 转述瞿中溶考释（原文过长，此略其详）：瞿释纪年、尺寸、书体行款。引经据典（《周礼冢人》、《礼记檀弓》、《说文》等）论证“封”即下棺（窆）、积土为冢。释“■”为“莱”（认为乃“莱”之隶变），考“莱”为国名（地在齐境）、姓氏。认为“莱子侯”乃莱姓，名子侯。“支”字瞿按《说文》分析，认为隶书常变“支”为“丈”、变“丈”为“支”，此刻“支”不应读“丈”。“人”下一字释为“象”之变体（例证《汉郭公碑》“豫”旁），引《玉篇》古文“象”作“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