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封古代碑刻艺术

风沙卷走了岁月，留下了历史。碑刻是历史沉重的脚印。黄土的掩埋，时代的转换，并没有使它们消失殆尽。它们凭着大山般的沉稳，钢铁一样的坚硬，以默默无闻的惊人耐力，历经千年磨难而面不改色。它们避开世俗的喧嚣，积储了太多的莫测之事和难解之谜。直到有一天，我们怀着虔诚之心从泥土里把它挖掘出来，洗去满身灰土和污垢，它才像一位苍老而满腹经纶的智者缓缓醒来，开始娓娓道出鲜为人知的被尘封千年的真相。我们听着听着，倏然之间集思顿释，为之震撼。于是，人们开始深深地思索，重新审视过去、现在和未来。如晨曦挣出迷惘的暗夜，仰首揭开崭新的日程。

　　一千余部“鸿篇巨制”就在我们身边

公元1368年3月，朱元璋攻占开封，改汴梁路为开封府，以开封为“北京”。10年后又撤销“北京”称号，封第五子朱(左木右肃)为周王，镇守河南，此后开封一直是河南省省会。由于开封独特而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又是中原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因此，该地区许多古城如洛阳、新郑、汲县、辉县、登封等和修建陇海铁路时出土的大量文物皆集中于此，保存在河南博物馆原址——开封三圣庙门街(今三圣街)。1954年，省会迁往郑州。1961年，河南博物馆也随之迁郑，许多文物运走，但碑刻得以保留，最终保存于包公湖畔的开封博物馆内。这里现有历代石刻碑志千余方(多为墓志)，从东汉、北魏、隋、唐、宋、金、明、清直到民国，时间跨越约2000年，其规模和价值全国罕见。这些刻在石头上的“古书”，是反映当时社会、历史、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民族、宗教、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宝贵实物，具有极高的历史、考古、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是我们极具特色的物质、精神财富，因而弥足珍贵。

　　古代碑文破解千年之“谜”

一、上世纪90年代，文学史家、中华书局总编、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秘书长傅璇琮先生，约见河南大学唐诗研究室主任佟培基教授，请他对清编《全唐诗》中的重出误收诗作进行全面梳理，列入当代唐诗学研究课题之一。

洋洋九百卷、近千万字之巨的康熙御定之《全唐诗》，因王命所限，编纂草率，错误百出，几乎举目皆是。佟教授埋头书案，奋力核查，全书重出误收总计6800多首，句170余例，涉及作者900多家。一次，查到诗人朱琳时，在《中国文学家大词典》、《唐诗大词典》中皆无，“世次不详”。佟教授百思不解。作为书法家，他忽然想到，能否从碑帖入手查询。于是，他不顾盛夏酷暑，到开封博物馆找到省文史馆馆员、碑帖专家赵祜老先生，一起查看碑刻拓片。两个多小时过去了，在“沙沙”的拓片翻动声中，二人已是汗流浃背。此时，佟教授的思维神经像尖尖的绣花针的针尖锐利而敏感。忽然，他眼睛的余光瞥见赵老先生翻到一张拓片上似乎有一个“朱”字，遂抽出细看，上写：“大唐故处士朱君墓铭曰，君讳琳，字孔璋，河南洛阳人也…………”二人大喜，真可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也需费工夫！”就这样，佟教授通过查询研究古代碑文，***了数例唐诗中众说纷纭的千年之“谜”。

二、无独有偶，唐诗研究专家、南京师范大学郁贤皓教授闻听开封博物馆有一方《唐崔祜甫墓志铭》，异常兴奋。后通过研究其志文拓片，竟解决了唐代大诗人李白生平交游中一个重要的学术难题。1994年，郁教授来河南大学开会，特意到开封博物馆参观，当他亲眼看见这方墓志时，心情激动地连连赞叹：“太珍贵了，太珍贵了！”

此墓志出土于洛阳，内涵丰富。由李阳冰(冰，音凝)篆盖，上刻“有唐相国赠太傅崔公墓志铭”。邵说撰。徐珙书，隶书。李阳冰是唐代文学家、书法家，工篆书，乃能变化开合，自成风格，后世学篆者多宗之。他常与大书法家颜真卿合作，颜书碑必请李篆额，形成联璧之美。其书风如虎如龙，劲利豪爽，人称“四笔虎”。他是“诗仙”李白的从叔。李白有《献从叔当涂宰阳冰诗》，曰：“吾家有季父，杰出圣代英。落笔洒篆文，崩云使人惊。”

三、1984年9月18日下午，是一个令开封文物整修和历史、考古工作者激动不已的时刻。当整修繁塔第一层塔心室时，在地下1.7米处发现了“地宫”，情况显示已经被盗。但发现一方《繁塔地宫碑记》碑，上刻：“大宋开宝七年，岁次甲戌，四月乙卯朔八日□□收藏定光佛舍利，比丘□鸿彻，有愿，亲下手造砖塔一座，高二百四十尺，当寺僧众四百余人…………”原来，关于繁塔的建造年代史书记载不详，史学界多有异议，终无定论。此碑的出土，使这个千年“悬案”大白于天下。

　　古代碑刻中的奇葩“镇馆之宝”《开封府题名记》碑


在开封博物馆北碑廊，默然矗立着一方巨碑，历经千年风雨沧桑，它魁伟黑亮的身躯上已有剥蚀和划痕，却透出一股凝重轩昂之气，有如不怒自威的包公，使人敬而仰视。它就是博物馆的“第一镇馆之宝”——《开封府题名记》碑。此碑共镌刻开封府尹题名183任，其中包括宋太宗、宋真宗等没当皇帝之前的题名，还有名宰包拯、欧阳修、范仲淹、寇准等。最有意思的是，包拯的名字处竟被无数敬仰者抚摸得成为一道光滑而深深的指痕。当时，开封府尹相当于国都的最高长官，在这个众多官僚、富商、权贵倾轧之地，难免举事掣肘，执法极难。而刚直不阿、铁面无私的“包青天”，一改陋规，大开府门，准许百姓直上庭堂面陈曲直。使许多案件冤情大白。贪赃枉法者受到严惩，无恶不作者畏罪改业，一时人心大快。以至于多少年来，人们扶老携幼，纷纷来到碑前，寻到“包拯”二字，满怀崇敬之情，边抚摸边诉说衷肠。天长日久，此处渐被众人摸成光滑的印痕，而包拯之名已深深刻在百姓心中。

　　
失而复得的《邴法敬造像碑》

此碑又称“隋代四面造像”，雕于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原立于滑县大吴村隆教寺，宋朝时由于河水泛滥，寺废碑存。这方造像碑十分罕见而奇特，方柱形的碑身上每面各凿三个佛龛，内雕维摩经变、涅�经变、无量寿佛、阿弥陀佛等，雕工精美，形象生动，重数吨，堪称“国宝”。此造像碑命运多舛。1929年曾被奸商盗运至天津准备出售。也许这件宝物确有灵性，不愿离开故土，冥冥之中将不幸遭遇“传”与国人，盗卖行径遂被发觉并受到告发，幸被法庭判归河南领回，藏于开封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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